老部队34师的故事（17）：志愿军女文工队员～战地记者的苦与乐！

 贺应芳，出生于1929年，重庆市人，1949年12月参军。十二军三十四师文工队演员、女兵班长。1951年3月随军赴朝，在师政治部宣传科任战地记者。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东海岸筑城。所撰写的战地报道多次被新华社志愿军分社等报刊采用。1954年4月回国后转业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先后在国内部、河南省分社、国际部、参编部任记者、编辑、主任记者、主任编辑。

1951年3月23日，我怀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背着沉甸甸的行装，跟随十二军三十四师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由于参军前我上了三年大学法律专业，所以入朝不久，我就从师文工队调到师政治部宣教科工作。起初主要是深夜抄收新华社的纪录新闻，摘编后次日印发到连队。后来师里又让我做记者工作。三年的战地记者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令我终生难忘·······

01女记者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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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我们十二军有三个师，每个师一名记者，就我一个女兵。作为一名战地女记者，较之男同志困难要多得多，主要体在“行”和“住”两方面。“行”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从入朝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连续18天夜行军。接着第五次战役打响，我又先后数十天在敌群中穿插迂回，脚掌上的水泡干了又起，起了又干，反反复复已练成一双铁脚板。但问题是，过去走路是和文工队的战友在一起，集体行动，而战地记者必须经常深入连队单独行动，且部队驻地分散，常传有敌特出没。怎么办？我的原则是绝不让人感觉女兵胆小、无能，绝不让人护送，在困难面前绝不退缩。好在团里、营里、连里经常有人来政治部办事，我抓住一切机会，随他们前往。“住”的问题，曾一次次令我感到深深的自责和不安。那是我第一次下连队采访。晚上，连里安排我住进一个防空洞，说那是“多余的”防空洞。第二天拂晓，我起身往外一探头，发现洞后不远处竟站有哨兵。我的头“嗡”一下，随即明白过来，这间防空洞根本不是“多余的”，显然是为了照顾我腾出来的，而且连队为了保护我的安全特意派了哨兵。我知道，在前线，每个战士都是宝贵的战斗力，我没有任何理由增加他们的负担，我流泪了……从此，我每下连队，就把自己的背包扔在指挥员的通铺上，晚上就在那里和衣而眠，次数多了，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夸我随和，不娇气。刚入朝时由于卫生条件差，经常几十天不能洗澡，许多人都长了虱子。为此，我率先剃了光头，很多女兵效仿我也剪去心爱的大辫子。朝鲜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我们经常要在冰冷的河水里蹚水过河，许多女同志因此受到影响，例假停了。后来还是师首长派人回国弄了些草药熬了让我们喝，身体才慢慢恢复。记忆中最危险的一次，是行军途中我实在是太困了，走着走着竟睡着了，差点掉下了悬崖！

02一次不成功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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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朝鲜房东大妈合影

 有一次，我去前沿救护所采访。那是一个小小的“猫耳洞”，设施非常简陋，中间只一张用木板搭成的手术台，光线较暗。一进洞，首先看见的是手术台上的一双脚，其中左脚掌整个扭向后方，看来是脚脖子被打断了。我急步迈向前去，想问问这位伤员的一些情况，见他紧闭双眼，似乎处于昏迷状态，但嘴里断断续续在念叨些什么。我低下头，把耳朵贴近他的嘴仔细听，终于听到他反复念叨着：“机枪、我的机枪……”多么可敬的战士！身负重伤，不但没有呻吟，没有叫喊，忘了自我，而且这种情况下念念不忘的是用以消灭敌人的武器。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匆匆“逃离”猫耳洞的，事后也没有写出有关报道，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采访。但那位伤员昏迷中的表现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后来常想，他是牺牲了，还是拖着伤残的身体活着？如果活着，他生活得好吗？是否在向人们讲述他的机枪的故事？这位不知名的小战士，只是千千万万个志愿军的缩影。在朝鲜战场，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战斗死而后已的比比皆是。许多人没有留下姓名，被称为“无名烈士”。谁无父母，谁不想过舒适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祖国人民家家户户享受天伦之乐，过和平生活，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不惜牺牲自己，保家卫国，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胜利，他们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称号。

03永远的怀念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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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战场上的运输兵，为躲避敌机轰炸只能夜间行车

 战争是残酷的，不幸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每次不幸的背后，往往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1952年9月6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喊声把我惊醒：“夏益出事了！”我第一个冲出防空洞，往山下跑去。到山沟口，看见她平躺在路边斜坡上，平时红红的脸蛋已是一片苍白，头发、衣服都湿漉漉的，把身边的土地都浸湿了。鼻孔、嘴角向外冒着带血丝的泡泡，她的呼吸已经停止了。参军以后，我和夏益都在师文工队，同住一个宿舍，后来她调到后勤教导队当文化教员去了。夏益是个文静的姑娘。她和师宣教科科长李荣光相爱，于1952年7月1日在朝鲜结婚。由于战争的需要，婚后她仍回教导队工作。教导队离政治部五六十里地，虽是新婚蜜月他们却很少相聚。出事的前一天，教导队有几个学员结业回政治部，教员有了一些空闲，夏益就和他们一起回来。他们步行了一夜，天快亮时遇见政治部一辆运货的卡车，大家就搭了上去。不料卡车开进山沟时翻了车，人和货都扣进了路边的水塘里。年仅21岁的夏益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夏益的离去令人感到诸多遗憾。她虽然不是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但她却是个把革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战士。她放弃了新婚的甜蜜生活，冒着枪林弹雨，坚守岗位，为战士们服务。她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青春、幸福和生命，最后却连看一眼心爱的人的愿望都没能实现……作为战友，我永远怀念她，敬爱她。

04和英雄相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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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作者与战斗英雄下部队宣讲的路上合影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60周年纪念展展厅里，志愿军一级爆破英雄、特等功臣黄家福的展板特别吸引我。那是1952年底，部队刚从金城前线撤至谷山地区休整，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立即开赴东海岸元山郡榆峰山、箭滩地区进行海防筑城，以抗击企图从海上入侵之敌。部队到达元山地区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海防筑城运动中。全师指战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克服天寒地冻、器材不足等困难，在岩石上掘洞筑壕，日夜奋战。1953年4月，为了鼓舞全师指战员的士气，早日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师首长决定：组织英雄模范代表在全师范围内做巡回报告，大力宣传英雄们的光荣事迹，给战斗在筑城前线的官兵送去精神鼓励。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崇尚英雄的年代。我作为十二军唯一的战地女记者，有幸成为宣讲组的成员，和英雄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那段时间是我在朝鲜战场上过得最轻松、思想最丰收的日子。每天和英雄们朝夕相处，一起爬山、涉水、赶路、聊天，听他们给部队做报告，讲述英雄的故事。一场报告，又一场报告，场场报告都使我兴奋、感动，深受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等功臣、一级爆破英雄黄家福同志，他是我师红军团——一〇〇团二连战士。1952年9月29日在金城官岱里红山堡战斗中，他所在的5人爆破小组，2人牺牲，2人重伤。在危急关头，他不顾自己身上3处负伤，以大无畏精神，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连续爆破15次，炸毁敌人5个暗堡、2条暗沟、1条坑道，歼敌200多人。为部队前进道路扫清了障碍，对保证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被人们誉为“活着的黄继光”“活着的董存瑞”。1952年10月，黄家福同志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特等功臣”“一级爆破英雄”荣誉称号，同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和三级国旗勋章。1953年5月，黄家福回国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他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肖贵强是一〇一团二营四连战士。1951年秋天部队接受金城防务后，构筑坑道阵地是最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军作战史上还没有碰见过这种问题。当时天寒地冻，山是青石山，坚硬无比，部队没有经验，又缺少工具。肖贵强领导的3人小组，凭着顽强的意志，动脑筋想办法，苦战28个日日夜夜，硬是一镐一锹地率先劈出了一条24米长的马蹄形青石坑道，并创造出许多挖石头坑道的经验，推动了全军的挖坑道工作，为防御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肖贵强被授予“二级穿山英雄”称号，荣立一等功。在与英雄们近距离接触的日子里，我感到他们是那样的平凡、朴实。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多少文化，但却用行动履行了军人的使命和担当。例如高守余，我在和他聊天时发现了一些报告中没有的细节。原来他和弟弟高守荣一起参军，并分在同一个班。上甘岭战役中，弟弟负了重伤，阵地上只剩下他们弟兄二人。为了战斗的胜利，高守余没有把弟弟及时送下阵地，而是奋不顾身地和敌人拼手雷。等他打退敌人三次反扑回来时，弟弟躺着的地方已变成炮弹坑……时代造就英雄，英雄无愧于时代。他们是祖国和人民忠诚的儿子，是千千万万个志愿军战士的优秀代表。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国家主权，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血与火的战场，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正如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说：“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05又见老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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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太忠将军（左)志愿军战士与朝鲜人民依依惜别（右）

1954年春天，金达莱盛开之时，我们三十四师从朝鲜凯旋，师部驻防鱼米之乡的浙江金华。不久，部队要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我们女同志面临复员转业。在朝鲜的三年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记者这个职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冒昧地给新华社人事处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并附上了我在朝鲜写的战地报道。没想到，很快我就接到了新华社人事部门的通知，让我直接去新华社国内部报到。这样，我从一名战地记者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我是含着眼泪离开部队的。三十四师一直是我心中的牵挂，因为那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是我的“娘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思念之情愈深愈浓。但多年来我没有和老部队联系，因为我知道军队的机密性很强。当年我们参加抗美援朝出征时，就没有向家人透露半个字，直到一年以后能给家里写信时，也不能写部队的去向、任务，甚至部队的番号也只能使用代号，我只好把对部队的依恋之情深埋心底。时光飞逝，转眼20年过去了。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由于工作需要我看见了一份尚未公开发布的名单，“尤太忠”三个字让我眼前一亮。我激动得差点喊出声来：“是他，一定是他，我的老师长！”尤太忠师长（1955年少将、1988年上将）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记得部队刚入朝就投入第五次战役，连续的夜行军，头上敌机盘旋，身前身后不时有炮弹爆炸，我们这些初上战场的“学生兵”，紧张、困乏、步履蹒跚……“小鬼们，谁哭鼻子了？有人掉队吗？加油哇！前进就是胜利！”随着声音而来的是尤师长高大的身影，他从我们身边疾步走过。尤师长的召唤和他坚毅、果敢的大无畏气势，使大家精神振奋，我们随着师长的脚步快速前进。在生活中，尤师长是个平易近人、关心部属的好领导。部队休整期间，他常来文工队，揪揪最痩小的蒋月邦的耳朵，摸摸“小赖子”赖汝哲的脑袋，抻抻“淘气包”曾繁彬的小辫。他是师长，更似父兄！今天师长就在北京，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见到他！我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寄往大会筹备处。信中除我的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外，只一句话：“我想见老首长。”我不知道这封纯属个人性质的信能否寄到，也不知道老师长有没有时间接见多年前他手下的一名普通女兵，但我期待着……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值班，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我是尤司令员的秘书，首长很忙，今天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上午有点空，希望能在家里见到你，可以吗？”我高兴极了，满口答应。我急忙处理完手上的工作，赶往首长秘书提供的地址。首长的家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一个小胡同里，离我工作的新华社三四站路程。我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目的地，进入一个小四合院，走过天井，就看见首长笑吟吟地站在室外迎我。首长看上去还是那么高大魁梧，只是略显苍白的脸上少了战场上的那份威严，多了慈爱的笑容。首长连声说：“小贺，不容易呀！我们一别近20年了，今天能在北京重逢。”首长告诉我，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但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都在呼和浩特，因为他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那边天气不好，经常黄沙扑面。他风趣地引用当地老百姓的顺口溜说：“内蒙古，内蒙古，一天二两土，白天没吃够，夜里还得补。”说罢开怀大笑，笑声里洋溢着藐视困难的豪情，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我向首长汇报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说，我没有辜负部队对我的教育培养，转业到地方第二年已被吸收入党。首长听了很高兴，勉励我要保持和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继续努力，永远前进。时近中午，首长留我共进午餐，他说可以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聊。入席后，他要秘书拿酒，秘书面有难色，像自语，又像对我说：“首长前不久患肺气肿，忌酒……”我这才明白首长面色苍白的原因，赶紧说，首长健康重要，就别喝了。但首长全不理会，伸出大手做了个接酒瓶的姿势，并笑着说：“没有关系，今天太难得了，要庆祝一下，陪贺应芳干一杯。”举起酒杯，我心里千头万绪，老首长啊，这哪是一个将军接见士兵？只有“娘家人”接待久别归来的游子才能有如此盛情呀。这杯“开禁酒”令我终生难忘。为了不影响首长午休，饭后我匆匆告别了首长。临行前，首长还叮嘱我，今后要多联系，常来常往。时光如梭，这次重逢转眼已过去了40多年，老师长已于1998年永远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永远留在我——一个普通女兵的记忆中！

 

来源 《传奇传记文学》（以上内容若有不实之处请首长和战友们指正，敬请分享战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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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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