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营 趣 事

            ---记忆中的658团的那些人和事

    昨天是大雪节气，晚上与9师的几个战友小聚时，酒桌上大家说起今天是参军42年纪念日。既然是纪念日，总的写一段以示纪念啊。但是，写什么呢？

     我17年的军旅生涯，前10年是在658团渡过的。正因为如此，在云起脑海里，658团留下的记忆相对比较多些。那就写一段记忆中的658团的人和事吧。

    一、管教小孩最严厉的人---政治处主任陆国新

     陆国新，南通人，有山东好汉风韵。快人快语，办事干练。他是上海的吴仕明主任的后任，大概是1978年秋当的主任。我们当时都住在花旗营营房西北角最后那排宿舍，他家住一楼东头。他在家里有绝对权威，管教孩子很严厉，有点近来网上说的“狼爸”的味道。

   记得有一次，他的小儿子用万金油磨在脸上，脸受到刺激肿的很厉害。陆国新下班回家看到小孩这个样子，不但不去体察问候，反而把小孩抓起来一下子甩出去有2、3米远，以示惩戒。吓的小孩也不敢哭，在大家的劝解下才算了解。

    据说陆主任后来转业回到南通市，好像安排在第二人民医院当书记。但是没有联系过，不知道他晚年境况如何。不过，凭他的能力，在地方混的一定不会错。祝福老主任，晚年幸福。

     二、不怕辣的两个苏北老乡---陆敬丰与程家才

    在658团政治处，有两个苏北老乡。群众干事陆敬丰，宿迁人，个头不高但十分精明，有点六小龄童的味道。组织干事程家才，沭阳人，人瘦瘦的，腰有点躬。

    还是在淮安驻防的时候，我们政治处宿舍住在假山西侧的第二排平房里。在我们的宿舍与南面那排宿舍之间，大家一起种了一些辣椒。记不清是那一年秋后了，辣椒要拔秧了。拔辣椒秧时，发现上面还有不少没有长成熟的小辣椒，摘下来有半脸盆。我们大家在一起不知道怎么说起来的，他们两个人打赌：煮熟后两个人把这些辣椒平分吃掉，还不准掺和其他东西吃。煮熟后，他两个人每人分得一大碗，在大家的见证下，都十分勉强的吃了下去，也没有分出输赢。他们两个人后来胃部都疼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杨迎春风老兄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三、吊黄鳝下酒的老哥仨--周殿军、李胜金、曲永宾

    还是我刚到658团政治处学写通讯报道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在机关有老哥仨特别要好。一个是宣传股的新闻干事周殿军，一个是保卫干事李胜（国？）金，还有一个是司令部作训股参谋曲永宾。这三个人，好像都是1960年前后的兵。这老哥仨，平时来往密切，喜欢在一起喝几杯。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南方人，会在水沟、水塘吊黄鳝。到了周末，老哥仨就一起到处转悠着吊黄鳝，中午就在一起喝起来。小日子过的很有滋味，令我们这些新兵十分羡慕。

    这老哥仨转业后，周殿军回到蚌埠，退在卫生局纪检书记的位子上，目前在南京带孙子。今年8月云起皖北行走时，在蚌埠火车站旁边的酒桌上见过一面。听说曲永宾回到金坛县当人武部长，而李胜金回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四、在658团宣传股期间最开心的两件事

    658团从1969年组建，到1985年撤销，连头带尾也不过16个年头。在这16年间，在宣传股任过职的怎么也得有20多人。没有统计比较过，但是凭感觉，我应该是在宣传股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人。刚入伍就去那学习通讯报道还不算，我正式调入宣传股当干事是1974年，到1980年调去炮兵宣传处，前后6个年头。在宣传股待的时间最长的，应该说是黄圣才了。他从658团组建开始，一直到1979年调去新疆73师，10年没有离开过宣传股。老沈阳在宣传股的时间最短，他是1976年4月10日来，1979年2月中旬刚过完年就去2连当指导员，前后不满三年。杨迎春风是65年的盐城老兵，开始当教育干事后来当股长，我们一直管他叫老杨头，1978年去一营当教导员。

    当电影组长的黄圣才与当文化干事的老沈阳是属虎的，但是他两个人长的面嫩、帅气、活波、擅长交际，大家习惯叫他们小黄、小沈。我是辛卯一兔，虽然哥四个我最小，但是大家都叫我老苏。事情就是这么怪，连当时的团政委阎兆先都这么称呼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包括部队17年、地方23年，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小苏。唯一不同的是林汝波副政委，他喊我是叫我名字的。仔细想想原因，可能与我老气横秋，不修边幅，缺乏年轻人的激情有关。

    我在宣传股前后这6年时间里，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在记忆里最开心的有两件事，一直历历在目。

    一件是1977年1月2日，我与黄圣才、老沈阳三兄弟，冒着漫天大雪到花旗营漫步。那次雪下的非常大，在南京的历史上是创记录的。元旦上午开始下，一直下到3日上午才停下来。2号是星期天，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元旦已经休息一天了，我与黄圣才、老沈阳怎么也坐不住了。哥三个一商量，别在屋里窝着啦，到营房外边走走吧。每人扛着一把桐油布雨伞，欢喜跳跃的出了营房，迎着风雪，向西而去。乘兴而去，兴尽而归，走没走到花旗营镇上早已经忘记了。

    第二件事是1978年4月9日，是个星期天，农历是个三月三。那天，阳光明媚，春风轻抚。早饭后，云起与杨迎春风、老沈阳哥三个一道到南京春游。在那天的日记里我曾经这样记着：“今天春游的确名副其实：远看樱花如覆云，旭风吹来如雪飞，这是在鸡鸣寺留下的印象。玄武湖是百花争妍春意浓，莫愁湖是千条杨柳荡微波。三人一同外出不容易，值得纪念。在部队期间不过这一次罢了”。那天出去，一共拍了两个胶卷。我这留下来的照片只有两张双人合影了，十分遗憾。不知道杨迎春风与老沈阳，是否还留下些那次拍的照片。

    五、在658团宣传股期间最倒霉的两件事

    在658团宣传股干了6年，也并不都是那么开心快乐，也有皱眉头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这一生是难以忘怀的。

    一件是喝酒受伤。那是1978年12月19日，是个星期二。我从南京花旗营驻地到泗湾湖农场，傍晚时分赶到6连。指导员张庆斌是河北老乡，马上叫司务长胡应根安排炊事班炒了几个菜，就在胡应根的宿舍开始喝酒。正在喝的时候，后勤处助理员张耀师也从南京赶到6连，就在一起喝起来。那天的酒是泗湾湖农场自己烧的原浆酒，酒精度大概在60—70度之间。那天喝的比较猛，有点高了。回到连部的一个空床睡下，迷迷糊糊的在睡梦中从床上摔下来，把下巴磕破，弄的满脸是血。第二天在这个营当教导员的周殿军知道后，安排人把我送到水总医院逢了3针。回到南京后，在团卫生队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29日才离开卫生队。后来问起来，睡的好好的怎么会从床上掉下来？原来，农场的那个床铺并不是床，而是用四根木棍顶着一张铺板，平时也不睡人，人们到连部开会坐坐。可能是下面的四根木棍有点活动了，不怎么稳定，睡下后一翻身翻了下来。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辈子能忘吗？

    另一件倒霉事那就要说我出事故那次了。1979年初，部队提倡干部学文化，要办机关干部文化夜校。那时我刚当股长，杨迎春风已经到一营当教导员，老沈阳要到2连当指导员。正在那节骨眼上，宣传股的人手少，文化夜校要开班了，在南京转了几趟一直没有买到笔记本。2月13日，正月十七，下午我从指挥连要了辆三轮摩托车，想去六合县找找看。结果，刚走到距离六合县还有6公里左右的龙池公社农科站附近时，在超一辆拉树苗的解放牌汽车时，摩托车被汽车别了一下，向左一打方向，撞到左边的路树上。摩托车撞到树后，反弹到公路中间。开摩托车的小廖左腿当场断为三节，我则随这挎斗被甩到路中间。虽然摔的不轻，但是与小廖相比那要轻的多了。一看走不成了，先救人吧。把摩托车委托给看热闹的老乡，拦了一辆长途公交车拉上小廖往南京方向赶。到达长江大桥北边的泰山新村后，让部队开过来的救护车拉着小廖去8、1医院。我则带上一辆解放牌汽车返回六合方向，到出事故的地方拉摩托车。到那个地方天已经黑了，帮助看守摩托车的老乡要求请他们吃顿饭。没有办法，只好开车装上摩托车后，去六合县城吃晚饭后才返回花旗营。

   为了这个事故，我差一点受个处分。因为在不久前，658团的救护车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发生过交通事故，处分了好几个干部。我这次出了事故，本来检讨检讨也就算了。没有想到后勤处的干部提意见，团领导也有点为难。最后，不知道是哪个领导说了个折中的办法：让司、政、后机关干部来一次讨论，看应该不应该给我处分。结果，讨论下来，只有后勤处认为应该给我处分，司令部与政治处都不同意给处分。团领导顺水推舟，3月5日那天让我在机关干部会上做了个检讨。此事就算过去了。记得当时的团政委好像是徐德森，副政委是林汝波、刘春龙还是缪山岗就记不清楚了。我当时早已经横下一条心，如果给我处分，我就会越级上诉：我是坐摩托车办事，又不是带车干部，评什么给我处分？后来毕竟大事化小，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团领导出的那个折中的主意，也没有当面说一句客气话。现在时过境迁，想找到这个人说句感谢的话，看来也是很难了。

当时，曾经到8.1医院看过一次开摩托车的小廖。这个小伙子伤好后退伍了，不知道后来的工作生活是否受到影响。

以下是引用杨迎春风在2011-12-8 22:06:52的发言：
军营趣事不少，云起开了一个好头，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岂不更好！

支持，顶！

如数家珍的往事，似乎把战友们，又带到了那个，青春似火的年代！

军旅的生涯，难忘的岁月，将伴随我们一生！

以下是引用杨迎春风在2011-12-8 22:06:52的发言：
军营趣事不少，云起开了一个好头，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岂不更好！

我是受你写大丰兵的启发。

李胜金还是李国金，我真是记不清楚了。李干事好像是安徽人。个子高高的，人不太白。

人的岁数大了，容易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