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第一仗 对方道歉赔款4亿人民币！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同外国的边境冲突中，尽是割地赔款、赔礼道歉，整个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在同葡萄牙政府关闸边界冲突中,我国本着“既不挑衅,又不示弱”的原则,进行还击,使葡方承认错误,向我方道歉,赔偿我方损失。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取得的第一次边境对外事件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从内地去澳门,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有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便是著名的关闸。

古关闸是明代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仅仅是为了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就用六张封条封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暂时仍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澳双方都设有岗哨: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各有四五个哨兵。

1952年7月15日,一宗小事差点引发一场大祸,酿成中葡之间的大战。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

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刚刚换防不久的士兵,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团的黑人,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相距只有几十米。

一天,一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从没见过黑人小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黑人士兵一见解放军哨兵笑,以为是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着枪发起怒来。他怒骂不断,这边解放军也黑着脸,虽然语言不通,但都从双方脸色上看出了不友好。结果,黑人哨兵越来越气,拿起步枪“啪”的一枪就打过来了。两名解放军士兵急忙还击,还投了手榴弹以示警告。

随后双方分别向各自的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最后,双方竟然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关一闭,澳门即刻变成了死城,粮食、生活用水、蔬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大问题。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漫天。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答复说,公司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会长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

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叶剑英等人正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开会讨论。

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人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叶剑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与会者议论了好一阵,才发现书记始终没表态,于是便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把目光都集中到叶剑英身上。

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要惩治他们,很有道理啊!”

随后,叶剑英话锋一转:“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澳门的居民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

“如何处理呢?”有人问。

叶剑英端起茶呷了一口,继续说道:“我看,这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正在这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大家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目前我国和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派两名民间代表来和我们谈。”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方面谈判。

在这次会上,大家商议并提出了三个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他们由石岐奔赴拱北关闸。

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三人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罗保派人来谈判。

罗保得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关闸发生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于是,他在电话里说:“现在政府一方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罗保在电话里谈了澳督的意见,说:“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一听,忍不住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了,不是吗?”

何贤耳根子软,禁不住罗保一再劝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但是,他临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道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做不了啊!”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双方在海关一见面便开始谈判,由于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便被顶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又赶回澳门。

何贤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他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打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罗保马上把何贤的话转告澳督史伯泰,但是,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

罗保又把澳督的意思转告何贤,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口,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儿上,才答应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何贤又说他要和马万祺亲自见澳督。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然后,劝史伯泰说:“其实,中方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如果真搞僵走到这一步,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没面子!一人让一步,双方有个坦诚态度,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目前困难的办法。”

澳督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何贤、马万祺又启程前往拱北关闸。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作传达,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经过15次谈判,8月23日,澳门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了道歉书,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进入中立区挑衅,葡方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我方赔偿人民币443720300元(旧币)。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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