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朱毛之争
诱发“朱毛之争”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来信（史称“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军事家”刘安恭的到来，其根源还在于“朱毛红军”几个山头在组合后的“磨合”中产生的问题。勿需讳言，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股铁流，其艰巨和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同时期的对敌斗争。
毛泽东最早意识到：要把这支红军打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是一个系统工程。毛泽东眼光远大，贡献巨大，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并实践，以制度“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来推动和运作，其认识和实践高度，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非常罕见。朱德、陈毅等人此时只能从军纪层面或比较模糊浅显地处理军队建设问题。
红四军确实存在前委、军委机构重叠现象，为决定减少指挥层次，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军委机关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军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而不相隶属，共同受前委领导，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
陈毅给军委写报告时指责毛泽东“喜欢揽权”。朱德背后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实行“家长制”。
历史往往总是这样，有本事有卓越见识的人往往个性很强，喜欢在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时顺手，牵扯和掣肘越少越好。毛泽东正在探索一套维护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而又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且维护团结的具体实施办法，苦恼而徘徊，使得一段时间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喜欢发火、教训人”弄得官兵个个怕他，不敢与他接近。
朱德则是公认的比较淡薄于名利权位的人，宽容忠厚的性格，赢得不少人的好感，虽然朱毛双方互相尊重且克制，但性格上矛盾也无法掩盖，终有爆发的时候，战时频繁，大家一心一德，一心对外，局势稍一缓和，再加上一些因素的刺激，大家走什么路，就要开展争论了。
二月来信要求将部队分散，朱毛离开部队。对这封信，朱毛意见一致：抵制。
这个时候，从上海派来刘安恭添乱。
刘安恭是四川人，留德学生，川军行伍，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上主动提出更换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投反对票的只有两人：陈毅、林彪。
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就想为一些自己认为原则的问题争辩个清楚明白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气头上指责的“久抑求伸”。
刘安恭刚就任政治部主任，朱德、刘安恭提出要恢复“军委”。
由于毛泽东不说话（不便说话），反对者也只有陈毅和林彪，此议得以通过。于是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朱德、刘安恭联署了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没有军党代表毛泽东的署名。
毛泽东在成立军委问题让步和妥协，前委还是领导军委，毛泽东比较自信，充满了信心，朱德却意气且草率地决定将这个问题交到下边自由讨论。
投机派刘安恭趁机要权，企图全面掌握红军，主持临时军委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它事，这就有点“得寸进尺”或“得陇望蜀”了，下级党委擅自作出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职权，直接导致“枪要指挥党”，这就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事了：“共产党人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部队到达白砂，毛泽东要求辞去前委书记。他认为，临时军委毫无道理地“攻击前委，前委不好放手工作，还要担责任，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
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3小时前，信给毛泽东送了一封，表示非常不赞成毛泽东要辞去前委书记，认为“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就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之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刚刚22岁的林彪，年青气盛，血气方刚，说话全无遮拦，上纲上线。指责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但是许多党员远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蒙弊阴谋。”
林彪看不上从苏联回来的“大军事家刘恭安”认为其中绣花枕头，中看不用，旗帜鲜明地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与刘恭安作最坚决的斗争，毫不退怯。
陈毅与朱德关系较深，又反对刘安恭的做法，还和林彪一起，两次反对刘安恭的任职；佩服毛泽东的才干，赞同毛泽东为首，又反对林彪对朱德的无限上纲。现在毛泽东不干，大家都同意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在“七大”上解决思想争论。
毛泽东的基本主张一是绝对的党领导；二是支部建在连队；三是党员个人自由要受限制。
朱德则针锋相对：一是党管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二是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连队建立支部；三是党员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
白砂前委扩大会扩大得41人，讨论的主题是需不需要恢复正式军委。刘安恭情绪振奋，慷慨陈辞，咄咄逼人，似乎军委书记一职非他莫属。让众多从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朱毛的人们难以接受，对刘之提议，表示异议或不附议。尽管刘本人信心百倍一再督促大家表决，但表决结果是：反对成立正式军委并赞成撤销临时军委意见却占了绝对优势——36：5。
刘安恭惨败。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大龙岩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者除前委委员及大队（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然而，会议未能按照组织者的良好愿望，化解矛盾达成团结。
据傅柏翠、江华、肖克等人回忆，会议气氛是非常民主且热烈的——热烈得甚至有些上火。对朱毛指名点姓的批评不说，刘安恭象袍哥骂茶馆一样一条腿蹬在板凳上对着毛泽东指指点点。林彪也干脆就点着朱德的名一一数落之。朱德也一反平日的谦和忍让，作了长篇答辩。倒是平日里言语尖锐的毛泽东表现克制，发言简短。除了对一些批评意见作扼要解释，承认自己态度不好，。
陈毅批评毛泽东：一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二是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三是毛泽东的领导是家长制；四是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是共产党员都有发言权。对朱德他批评两条一是朱德没有检讨湘南八月失败；二是朱德重用刘安恭不妥当的。
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
最后，按陈毅报告中各打五十大板的思路，形成了《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决议。这个决议，就是后来毛泽东声称要“打倒的陈毅主义”。
决议对毛泽东批评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因有以上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对朱德亦批评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小团体观念极深。
陈毅原也以为选举不会有大问题，毛泽东仍然是书记。
谁知毛泽东竟然落选了。
毛泽东暂时离开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分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
于是毛泽东带着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以及一部分部队，离开军部启程去了闽西。军部把毛泽东随行干部的马匹都扣下了，他们只能步行而去。所有人都怕与毛泽东打招呼，只有林彪不管那些，不但上门安慰，还凑了200块银元送给他。坚持送了很远。
毛泽东后来十分感慨说：“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赞成我。他在朱德领导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秋收起义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
从一九二八年起，毛泽东几经起落，终于深深刻进中国千年历史。林彪也以赫赫战功载入史册。此后的几十年，不管是分雨还是彩虹，林彪都坚定不移的站在毛泽东身后；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争论，林彪支持毛泽东；杜经修、刘恭安、博古等人毛泽东被排挤了，林彪仍然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要解决彭德怀，林彪支持。毛泽东要解决刘少奇，林彪支持。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全力配合。同理，毛泽东对林彪呵护有加，耐心关怀，从红四军团长，到一一五师师长，到第四野战军司令，到接班人，能给的，毛泽东都给了最终造成“九一三”那个死结。
走了毛泽东，问题就出来了。
7月29日，前委在古田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应付当前敌情的办法。
会议实行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任由大家漫天说道，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各纵队领导都为本纵队说话，为调人调枪的问题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结果讨论终日谁也说服不了谁，林彪讥讽说前委会成了“纵队联席会”。
“闽中出击”失利之后，红四军内议论又起，思想也很混乱，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前委代书记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是召开前委会议定，9月下旬在上杭的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八大”，希望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然而又一次事与愿违。
这次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争论不休，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
可这时候朱德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领导的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提议由三纵队党代表彭枯和参谋处的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毛泽东却回信说：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朱德也火了：我们这么诚恳地请你回来，你还拽起来了？
前委立马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命令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坐着担架来的，病得不轻，恶性虐疾。
朱德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毛泽东病重，国府传出消息，“毛泽东死于肺结核”。共产国际专门发了一个千字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大病初愈之时，陈毅从中央归来了。
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史称“冒进东江”。
头两仗很顺，二纵队在烽市炉下击溃敌人两个营，一纵队在松源又打垮一个营。
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由于轻敌，带领部队由峰市向虎市冒进，结果在粤边石下坝与一营民团遭遇，牺牲了司令员及其他重要军官二、三人，士兵伤亡达百人。又遭到梅县兵败，退向赣南，“为四军八月失败后之第一次大损失”。
而此时毛泽东领导的闽西区，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闽西根据地尽管遭到敌人不断进攻，且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但由于毛泽东和闽西特委的领导得当，留在闽西的四纵队和当地赤卫队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由三个县扩大到六个县。从3月间的800多枝枪发展到5000多枝枪，发展到全盛时期。
陈毅不由地慨叹了一把：“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挂帅，的确不行。
肖克后来也回忆：这次“冒进东江”失败，士兵干部感觉到，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
朱德陈毅商定：请回毛泽东，筹备红四军“九大”，传达中央“九月来信”，改选前委。
“九月来信”是陈毅的手笔。周恩来多次说过一个字都没有改。
1929年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从蕉岭再向梅县进攻的红四军先头第一纵队，才知道军部在松源。
10月21日，朱德陈毅在松源见了面。
三月阔别，真是一言难尽。
朱德一见陈毅，就说老毛不在你也不在，10月初开“八大”，仍然不如人意。
陈毅迫不急待问老毛怎样。
朱德告诉他老毛养病尚未回来，把毛泽东的来信给陈毅看，猜想陈毅会冲冠一怒，拍案跳起来，因为这封信写得太刺激，字字句句都透着“愤懑”。
陈毅却哈哈大笑：“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朱德惊讶之余非常高兴。
这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都是胸襟坦荡磊落大度之人。
陈毅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上海党中央汇报和研究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种种感受，传达了党中央对红四军的指示。当天夜里，在松源召集前委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陈毅立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陈毅到一纵队找了林彪，林彪此时态度相当不错，非常配合，愿意促成团结。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陈毅推心置腹：“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信中还特别说明：“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此间四军同志也盼望你回队。希望你见信后，坐担架赶快回来，就任四军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
1929年11月23日，红四军拿下了汀州。
在汀州，红四军狠狠地发了一笔洋财，全军6000多套冬装5天内就穿上了身。大家喜气洋洋，情绪也恢复起来。
更可喜的是，三天后，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昌的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
那天三纵队一部正好住在街上，看到阔别几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欢笑流泪，一直簇拥着把毛泽东送到军部。
朱德、陈毅妆讯，连忙出来会见。
朱德说：“过去我说的那些话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来。”
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我撤销这封信。”
当晚，陈毅自掏腰包备下酒菜，樽箸之间，陈毅非常诚挚地谈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位战友的新的认识，并且当面作了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朱德也诚恳地说了对于部队极端民主化的感想，觉得部队组织松懈确是问题。毛泽东也表示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他们可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们一直谈到27日鸡叫二遍。
朱毛又走到了一起，而且从此不再分开——即使后来因张国焘而隔离。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正式向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主动承担中央对前委扩大会和“七大”所作批评的责任。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经过讨论和充实，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后来成为全国红军的建军规范。
“九大”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它使红四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典范，并且从此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的纲领。必须突出的矛盾主导方面：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进。这一场争论及其完满解决，奠定了今后二十年人民军队胜利的基础。
对于陈毅在“朱毛之争”中的错误，毛泽东后来曾经特地郑重地作过两次说明：1943年延安整风进入后期，毛泽东专门找陈毅谈了一天一夜，毛泽东明确说明：闽西的一段是错误的，但不是路线错误。
1944年，饶漱石以华中局名义致电中央诬陷陈毅时，毛泽东又专门电告华中局说：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巳解决，不应再提。
毛泽东从这时开始，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他的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革命家。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纷争中，始终在政治斗争大局上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地把握住“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确立并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
朱德在红四军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缘于他豁达大度、宽人严己的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胸怀，缘于他对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创造、红四军战斗力的形成的贡献和作战指挥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认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时，又能心无芥蒂坦诚相见，并尽心竭力为毛泽东的归来扫除障碍作好铺垫，后来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竭诚推崇、宣传和率先垂范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和思想。这种气度和雅量，堪为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
毛泽东后来对朱德有个很著名的评价：“意志坚如铁，度量深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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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4/5/4 13: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