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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湾湖不会忘记!(之五)
原创: 伫立黄昏
——七十五师官兵围湖造田纪实
残阳将坠,一朵朵暗红颜色的冬云犹如天幕上的一盏盏灯笼,悬挂在泗湾湖上空,提示着除夕之夜将至。
湖畔人家的院落里时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声音在空旷的原野里传出老远,勾起围湖官兵心头那份强烈的思乡情结。
1971年1月26日,大年三十。在中华民族千年延续的风俗习惯里,这个日子有多么隆重,不言而喻。可此时此刻,泗湾湖却没有节日气氛,没有过年景象,所有施工连队都被赶下湖去,以战天斗地、移风易俗的姿态,迎接革命化的春节。
这种日子口儿,给辛苦已久的会战官兵放一天假,让他们换下身上脏臭的衣服,洗个热水澡,吃上一顿肉馅儿饺子,再饱饱睡上一觉,这应该是最起码的的人之常情吧?
然而,在人性被视为“活思想”,生命需求被看作“私心杂念”的文革时代,人们的衣食言行,都必须接受“革命化”三个字的检阅与审查,过春节也不例外。泗湾湖的春节如何过,每位官兵心头,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也就是人人都要打消过年的念头,以一贯有之的节奏,接着干。
老兵王人谓回忆到:
大年三十,我们照常出工,天刚亮就去湖里劳动;
天气奇冷,炊事班送来的饭一会儿就变凉,红烧鱼打到碗里就成了鱼冻。全连一口气儿干到太阳偏西,直到下午两点才吹响收工的哨子。三点左右,工地上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把当地几位贫下中农代表请到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说旧社会苦难家史,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诉苦大会结束,接着就是吃忆苦饭。大年三十给我们吃忆苦饭,虽然嘴上不敢说什么,但心里总不是滋味。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很多战友开始想家,暗暗流下了眼泪……
我们班的情况还好,房东给我们做的是萝卜菜叶饭,端着饭碗,心里十分庆幸。其他班除夕之夜,几乎都在吃糠咽菜。
年初一早上 ,破例没有早起上工,连里还给每人分了年货,也就是半斤炒花生,到手不一会儿就吃光了。中午名曰改善伙食,实际上只有一碗猪肉烧粉条,这在当时也算是好饭食了;
吃完中午饭,大家又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开进工地,直到天黑才收工……
…………
一碗猪肉炖粉条,证明了春节还在,民俗还在,人性的原本与诉求,也都存在,尽管在会战最苦的阶段,政治思想教育一刻也没放松,官兵们无论多苦多累,也要把林彪独创的那些“最最“之类的口号牢记背诵,以此控制住头脑中的那些”活思想“,可是这些“活思想”却是没法铲除的,因为战士们都有父母,有爷爷奶奶,有年龄幼小的弟弟妹妹,血脉亲情牵挂在心头,时刻也难放下。
很多老兵家境贫穷,一个整劳力辛辛苦苦出一天工,折合不到两毛钱,秋天分粮时,攒攥的工分不够,只有贴钱才能拿回应得的口粮。到哪儿弄钱?只有借,有的老兵家中连年欠债,数额高达200多块,这在普通社员家里,就是一座山啊;
有的老兵谈成了对象,可女方的结婚条件却要未婚夫必须在部队入党提干,否则就退婚;
有的老兵虽娶了媳妇,却担心媳妇守不住空房,左思右想很苦闷,却又羞于启齿。
更令人苦恼的是,他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识字,不会写信,没有战友帮忙,想把这些”活思想“往家寄都寄不出去。
于是,有文化能写信的战友就成了他们的贵人,郑志程就算一个。他不但字写得好,还会拽文儿,同样的话被他划拉划拉,内容还是那个内容,但味道变了,意思准了,难以启齿的话也变圆通了。
所以那段日子,郑志程经常深更半夜帮战友写家信,过不几天家里回信了,他还要帮着他们读家信。
尽管泗湾湖岁月给郑志程心头刻下深刻记忆,但他没觉得委屈,相反,他却替身边那些与他患难与共的战友,攒下一肚子的话儿:“很多战友家里缺吃少穿,苦事难题一大堆,帮他们读家信,几次让我为难;不读给他们听,他们眼巴巴望着你,可读给他们听了,他们又两眼发直,抱着头半天不吭声儿……虽然年纪轻轻,婚都没结,可一家老小的困苦压在心上,看上去就像个小老头儿……尽管这样,一旦上了工地,个个都像疯了,玩命地干……说什么都是为想入党提干才那么拼的,简直胡说!几人能入党,几人能提干?他们大字不识,人又老实,入党提干对他们有那么容易吗?说得直白点儿,他们就是为泗湾湖而来的,来了就做苦工、出苦力,没享过福,没快乐过,连三十元钱一块的钟山手表都没戴过。这些战友心里没委屈吗?不会叫屈就没屈吗?七十五师敢说对得起他们吗?泗湾湖敢说不欠他们吗?”
郑志程还跟我提起一位叫童祖勋的战友。
童祖勋是安徽望江的,跟我同年入伍,又一起进湖,只是年龄比我大几岁。
人少言寡语,干活却从不含糊,为泗湾湖出了多少力啊。虽然如此,我提拔班长时,童祖勋还是战士。
那年秋天,四连在泗湾湖大田里收高粱。虽然热浪滚滚,烈日高悬,可为预防鼠疫,所有人都是长衣长裤,袖口裤管儿扎得紧紧的,连风纪扣都要扣好。
每人手持一把闪着白光的镰刀,一字排开,齐头并进。运输车就顶在屁股后头,连长又站在车上督战,谁也别想偷懒。
高粱地里密不透风,身体被捂得死死的,敦促的汽车喇叭声一阵接一阵地催,刺鼻的药水气味又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那阵子什么都不顾了,只是挥着镰刀,拼命地砍……
杀红眼的我只顾砍,镰刀下却突然冒出个草帽,没有半点儿反应的我一刀砍下去……就听见“哎呀”一声,随着一顶血草帽挂在镰刀尖上,一个战友捂着露出白骨的脑袋,一声不吭蹲在高粱地里……
我吓慌了,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想上前扶他,可两腿哆嗦得已经不听使唤了。过了老半天,那人抬起血汪汪的脸,叫我一声“班长哎”,又把头低下了……
这下我才看清,我砍的不是别人,正是童祖勋。
受伤的童祖勋不想声张,捂着脑袋若无其事地又去干活儿。我连忙喊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了伤口,还砍来两截“高粱甘蔗”递到他手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后来,我当了连部文书,童祖勋也改了行,连长见他人厚道,让他去放鹅,从此,童祖勋早出晚归,抱着一根竹竿儿,当起了“鹅司令”。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冬天一大早,童祖勋起早给鹅喂食,打开鹅棚的门,一下子目瞪口呆,肥肥胖胖的大白鹅,一夜间倒下一大片,景状惨不忍睹。恰巧我跟着连长走过来,见到连长的童祖勋说了一句:“连长哎,阿死哩(望江话:鹅死了呀),”说罢,心疼地捂着脸,嚎啕大哭,两个肩膀不停地抖动……
那一幕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动情。
童祖勋围了两年湖,又养了两年鹅,然后退伍回家,安分守己种地去了。这样的老兵,在我们七十五师还有多少?数不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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